文/赵昂 向阳资深生涯咨询师
如果来询者愿意的话，我就会选择在咖啡馆做咨询。我喜欢咖啡馆的环境，有音乐，有绿植，有饮品。重要的是，在北京，很多咖啡馆都是门可罗雀，特别是选择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，往往是偌大一个咖啡馆经常就两三个人。
一个周三的上午，我坐在了咖啡馆靠窗的位置，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汽车，匆匆赶路的人们，等着我的来询者。我不仅忆起了自己的生涯变化，想起了每一个促发变化的事件，时光如梭，我的成长带给了我什么呢？是坚定？是自信？亦或是谦卑？作为一个咨询师，我早已不把咨询仅仅看做工作，我给咨询赋予了自我实现的价值。我的成长会让我更好地帮助到来询者，也会让我更加幸福。
我在等的这个来询者叫徐玲，一个知名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。医学专业硕士毕业，本来是硕博连读的，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，不愿意做实验，不愿意写病历，不愿意分析数据，所有医生要做的事情似乎都不喜欢。于是，本来的博士学位也不要了，直接硕士出关。开始还找了一个医药相关的工作，在医药公司做研发，后来直接辞职，靠着自己英语不错，上学的时候考过托福，考过雅思，于是就应聘转行做起了英语培训。
我猜测，这是一个自我探索的勇士，同时，探索尚未定向，纠结不能解脱。
比预约的时间晚了五分钟，徐玲满头大汗地坐在我面前，“抱歉，赵老师，有个学生给我打电话，请我帮她解决问题，来晚了。”我打量了下徐玲，穿着朴素，有些微胖，眉头似乎皱着，语速快，说话的时候，眼珠转动的也很快。
缓了缓，“我们做英语培训的，看上去很自由，可是忙起来，能把人忙死，有时候好几个月没有休息，一直讲课。”徐玲已经开始讲自己的工作了，我就接过去：培训讲师确实是忙，也让很多人羡慕，那么你目前的困惑是什么呢？
“忙得没有意义或许是来找您做咨询的主要原因吧。”徐玲讲起了她的职业困惑：讲师做了两年，已经没有太多新奇感了，重复，大量而有压力的重复是让徐玲不想再做老师的主要原因。好在工作中，“做老师有时候确实能改变人，那是应试培训之外的事情，也会收到学生们的认可。”
徐玲说的是很多培训师都会遇到的状况，但是一百个培训师，又会有一百个想法。生涯规划毕竟是一件个性化的事情，那些大众化的可能路径只能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思路，个性化的起点就源于每个人对自己生涯安排中的期待。我很好奇徐玲对自己有什么打算：“你对自己的发展，有什么期待吗？”
“我特别喜欢人文社科领域。”徐玲开始讲起了自己的兴趣。她讲自己喜欢哲学，喜欢历史，喜欢心理学，喜欢社会学，偏偏大学的专业选了一个理工类的医学，现在有很多对于梦想的憧憬，然后用了几个特别特别想，“我特别特别想在国外做严谨的科学研究，特别特别想通过研究社会科学来提升自己认知社会的能力，特别特别想在自己能力提升之后会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。”
这些“特别想”的背后是什么呢？我问她：是助人？是自我实现？是智慧？还就只是兴趣？是智慧！徐玲很坚定。那么，还有什么可能来实现智慧呢？我总用这样的思路希望带给来询者更多的可能：人们总容易看到目标，但是会忽略目标背后自己追求的价值，于是，可能性变少，路径就会变窄。
我们从兴趣和资源角度一起分析了实现智慧的可能性，但是徐玲依旧坚持自己就是喜欢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，与智慧相比，其他的价值都会退后。徐玲甚至给自己勾画了一副理想的场景：致力于某个社会问题的研究，和一群智慧的人有着思想的碰撞，自己的研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，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价值。
看上去似乎很清晰了，我知道，真正的问题就要出现了：“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，你会为它做些什么吗？”如果来询者还能顺利地讲出接下来的计划，咨询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，但往往这时候纠结和困难也要出现了：[!--empirenews.page--]不可能，不确定，不容易，是愿景的三个杀手。果然，徐玲说：赵老师，我这样的想法可以实现吗？我怎么觉得自己在做梦呢？我的专业不对口，想做研究还得继续读书，我又看不上国内的研究氛围，出国需要很大一笔费用，我现在三十了，刚刚结婚，家庭也需要钱。而且，我之前的职业变换让我没什么积蓄。有没有一个能整合我所有需要的职业呢？能满足兴趣，又能不让我纠结的？
我明白了，来询者是处于两类需求的撕扯之中，一方面是谋生，另一方面是自我实现。如果简单地说先实现哪一方面需求，其实是没有意义的，既然被撕扯，对于来询者来说，两个方面都很重要。而且，我们也不一定要完美地实现了所有的需要，阶段性或许是平衡资源，摆平纠结的一个角度。
我想，愿景展望够了，还是直接拉到地面上来：看来你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，那么说说看，你的收入情况，还有你的支出情况，以及你自我实现需要的经济储备。
这居然是徐玲没算过的账！很多时候，我们的恐惧都是源于内心那个看不见的小鬼，一直在说话，总也不见面。
一张白纸，分为两半，一边是收入，一边是支出。算下来，收入并不少，但好像支出都是看着收入做的，有多少花多少。支出项目里，都给了父母、兄弟姐妹，即便他们似乎并不缺钱。
“这些支出对你的价值是什么？”我的这个问题让徐玲沉默了很久。
“我只是想让他们都过的好一些，但是他们似乎又不领情，一点都不体谅我，我这么辛苦地讲课，挣的钱给他们，如果有件事没满足他们了，就会落下埋怨。”徐玲似乎很委曲。
“你充满了怨气，这又怪谁呢？你在做着讨好别人的事情，这种讨好模式是把自己的价值绑定在了别人身上，一旦从别人那里拿不到自己想要的，就会有失落，就会觉得自己不值得。所以，你在谋生上的付出会让你更加失去自我，更加不独立，内心的挣扎就会更加剧烈。”徐玲显然被击中了，开始落泪，为着那个不值得的自己。
算算看，如果不为讨好，你的支出又会怎样？
徐玲认真地浏览那份支出账单，慢慢地划掉一些项目，很偶然地，添加了一项，那是和家人一起旅游，她说，那是她希望享受的时光。
这样算下来，经济问题似乎不是问题了。“不可能”的问题解决了。
徐玲又有些沉吟：我做事情比较拖延，以往一些看上去不错的计划都总完不成，我担心这次又……。
“不容易”的问题出现了。关于拖延，也是一千个人有一千种拖延的理由。你分析过拖延的原因吗？徐玲说：我觉得这些愿景不一定能够实现，太陌生了，我感觉这些梦想似乎不是自己的。如果我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的事情，不管别人认为有多难，我都会去做，而一旦我自己有担心，我就不敢有任何行为。
这是一种随时启动的安全保护了，意愿度不必质疑，能力不必分析，所谓的拖延，其实就是恐惧，对待恐惧的方法，就是先看到这种恐惧，然后就是一种“保证安全的”突破，哪怕一点点。
接下来的咨询中，我和徐玲就做了一件事：如何开始第一步？越具体越好。当一张写满计划白纸呈现在面前的时候，徐玲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：我踏实了。
我在白纸的空白处写下一句话：你是愿意死在追求梦想的路上，还是愿意死在遗憾梦想没有实现的床上？我告诉徐玲，如果再有拖延，你就问问自己。
咨询做完，我独自一人在咖啡馆发呆。抬头看屋顶的吊灯，在空调风的吹拂下，微微摇摆，似乎在随着音乐跳舞。咖啡桌还是空的居多，桌上的台灯像一个个卫士笔直地站立着。墙角的绿植透着一种生机，被阳光照的发亮。看向窗外，依旧是人来人往。
我忽然有一副画面：每个来咨询的人都挑着一副担子，气喘吁吁地奔过来，向我求一件神器，可以举重若轻，健步如飞的神器。咨询结束，要么是放下了担子，要么是调整了平衡，要么是恢复了体力，要么是换了换路程，担子还是那副担子，挑夫还是那个挑夫，不分裂，不纠结，力量自然就产生了。[!--empirenews.page--]
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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